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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认为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在2017年的热销，背后受到了两个难以持续的因素推动，且背后还蕴含了房地产市场行业集中度的快速提高。第一个因素，是棚户区改造的规模在2017年达到600万套的历史性峰值。所谓棚户区改造，是指国开行通过抵押补充贷款（PSL）管道从央行贷款，而地方政府再从国开行贷款，并对当地中低收入的棚户区居民进行货币化补贴的方式。我们的调研表明，在某些地方的县城，货币化补贴可能高达当地一套商品房的50%以上。截至2018年7月底，央行PSL的余额高达3.2万亿元人民币。这说明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在2017年的热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人为推动的，其部分目的在于帮助三四线城市去库存。这种政策驱动模式是很难持续的。也难怪，前段时间传闻棚户区改造政策可能显著调整，马上造成国内房地产股票集体大跌。

第二个因素来自欧洲等其他市场。因为外汇是一种货币和另一种货币的比价关系，去年美元弱势，主要是因为欧洲经济超预期。但是今年开局至今，欧洲经济并不是特别理想，同时意大利、西班牙等出现政局动荡，欧元下跌较多。未来不知道欧洲经济是否会重拾升势，欧洲政局动荡能否缓解。

换句话说，不能认为明年经济要下行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一定要在赤字率上有重大表现。事实上，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箱里有各种不同的工具，各种工具之间可以相互搭配、相互支持，不一定把宝全押在赤字率上。我个人的观点，明年的赤字率不提高是不可能的，但提高到多少合适呢？我认为3%正好，既进退有度，也左右兼顾。这里的核心问题是，3%及其以内的财政赤字率能够给各方面一个信号，即国家财政运行在安全线之内。这个信号是政府的底线、是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底线。3%的赤字率还可以给各地方政府一个节制投融资、严控债务的信号，这是对当前饱受地方隐性债务之苦的中国而言非常有现实意义的。

据“政客”新闻网报道，华为是美国公司生产的半导体和软件的主要买家，其中一些公司警告说，失去华为这个客户将严重损害它们的利润。以博通公司为例，该公司在6月份报告称，由于这项禁令，预计年销售额将下降20亿美元。近日，在北京开往广州的G65次高铁列车上，发车不久，一车厢内的烟雾报警开始报警，列车受影响降速，随即值班乘警在车厢卫生间内抓获一名吸烟男子。面对乘警盘问，邓某竟辩称自己小学未毕业、读书少，常年在家很少出远门，看不懂列车上的禁烟标识。

“纽伦港”内部分化激烈报告指出，纽约在本次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位列榜首，以2分微弱优势超越伦敦；香港本期评分再次上升2分，与排名第二的伦敦仅相差3分，同时领先排名第四的新加坡14分，“纽伦港”全球金融中心第一“阵营”地位进一步巩固。长期以来，伦敦、纽约、香港、新加坡和东京一直占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前五的位置，尽管内部排名偶尔出现变化，但其他金融中心难以撼动这一格局。

具体而言，“三档”是指根据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程度、机构性质、服务定位等，存款准备金率有三个基准档：第一档，对大型银行，实行高一些的存款准备金率，体现防范系统性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的要求；第二档，对中型银行实行较第一档略低的存款准备金率；第三档，对服务县域的银行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，目前为8%。